为人父母的，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上犯罪的道路。但却不一定都懂得教育之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容易出现不忍责骂，以免孩子闹情绪；更不愿使用鞭子，恐怕会伤害孩子的情况。
如果患病想治愈，一定要吃针灸。教育小孩也是一样。没有一个父母会忍心苛刻亲骨肉的，但是，为了教育，有时不得不使用鞭子。
梁大司马王僧弁的母亲魏夫人，教子非常严厉。当她的儿子担任三千兵士的将军，屯驻在温城时，虽然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但只要有稍不如意的地方，就毫不留情地鞭打他(按：鞭打是一种体罚，是严教的一种形式。但这一形式，是有害的，是封建专制思想在教育上的反映)。正是由于她的严教，王僧弁才能建立功勋。
另外，也是在梁元帝时，有一个学士非常聪明，但却过于宠爱孩子，以致耽误了孩子的教育。每当孩子说出一句比较机灵的话，他就自负地向邻居炫耀，每当孩子作出错事时，却只是说：“现在还小，有一天他会变得懂事的。”结果，这个孩子长大后，十分傲慢，由于触怒了一个叫周逖的无赖，便被杀死了。
严慈相兼北
父母亲在孩子面前，应该保持尊严，不可与孩子过于亲呢随便，但父母与孩子之间骨肉之情，也不可过于淡漠疏远。因为，过于淡漠，仁慈之心和孝心不能相互沟通，过于亲呢则会造成对父母的不恭不敬。所以古礼规定，自士大夫以上的人，父母与孩子各居一室，这就是不过于亲呢的办法。孩子不忘对年迈的父母的细心照顾，替他按摩，消除痛痒；父母不忘记关心孩子的成长，给他收拾床铺，整理被褥，这就是不过于淡漠疏远的办法。
宠子无成
北朝时，齐武成帝之子琅邪王慕容俨，与皇太子是同胞兄弟。生来天资聪慧，很得皇帝和皇后的喜欢，他的衣服、饮食与太子都完全一样。皇帝珲经常在太子面前夸奖他说：“这个孩子真聪明，日后必定能有一番作为。”太子即位后，慕容俨就搬到别宫去住，但在待遇方面依然特别优厚，不是其他诸王能够相比的。尽管如此，太后还嫌对琅邪王照顾得不够好。慕容俨长到十岁时，便骄傲放肆，不知礼节，无论是穿的衣服，玩的玩具，样样都要与皇帝一样。
有一次在南殿朝拜，他看见司膳官送新冰块给皇帝，司园官给皇帝送上新鲜的水果李子，回到宫里后，立刻要求拿一样的东西来。然而这是制度所不许可的。于是他就在宫中大哭大闹，说什么：“皇帝有的东西，我为什么没有?”琅邪王就是这样不守本分不知满足。有心的士人为此而叹息道：“总有一天会发生像古时候公叔和州吁那种骨肉相残的局面。”果然，后来琅邪王嫌宰相不顺意，就假传皇帝的诏令去杀他。伯有人来救，就下令士兵严守宫门。由于他只想杀死宰相，并无造反之意。所以，当皇帝听说后亲自出来安抚，他便撤兵了。而他最终还是因为这件事，被悄悄地处死在幽巷中。
偏爱的后患
父母喜欢自己的孩子，往往容易偏爱。从古到今由于偏爱成危害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。宠爱聪明的孩子是难以避免的，同时也当照顾到愚昧迟钝的孩子。父母偏爱孩子，本来是想让孩多得到一点好处，但也会因此得来更多的祸害。春秋时公叔明以被杀，完全是由于他的母亲偏心造成的。汉代的赵隐王刘如遭到毒害，也是由于他的父亲过于宠爱他的结果。三国时的刘表亡家灭族，袁绍举国灭亡，都是父亲偏爱的不幸例证。我们一要谨记这个教训啊!
贵有真才
在梁朝全盛的时候，王公贵族子弟多没有真才实学。以至于当时的谚语说：“只要会说上车不要跌倒之类话的是著作郎，只要能写近来身体还好吧的人就可做秘书郎。”这些贵族子弟，无不熏香衣服，剃光脸面，擦白粉，涂红脂，坐着帷幔长垂的车子，穿着齿很高的木屐，坐在棋子格花布做成的方形坐褥上，靠在色彩鲜艳丝绸做成的靠枕上，身上系满各式各样的装饰品，出入庭院，悠然自得，远远望去宛如神仙下凡一般飘逸逍遥。
但是，到明经考试时，都需要请别人来回答策问；在参加三公九卿宴饮时，需要请人代为赋诗。在那个时代，这也算是有用之才。更糟糕的是，自从发生侯景之乱以后，社会动乱，朝中政局变化无常，量才选官的已不是昔日之亲友，当朝执政的已不是往日的朋党。圣人即使穿着破旧，心中充满有如美玉般的学问。而贵族子弟，根本就没有真才实学，把他放到社会上也毫无用处。披上粗布或麻布做成的短衣，也就失去了华贵。揭开画皮，原形完全暴露出来。他们头脑空空，就像一根枯木；精神滞呆，有如干涸的溪流；只能在战乱中彷徨，终究难逃饿死于沟堑之中的命运。这就是游手好闲之徒的必然下场。
而那些有学问和才艺的人，无论到何处，都能生活下去。自兵荒马乱以来，在被俘的人中，贵族子弟的窘态和有真才实学的人的自立，处处可见。即使百世为贫贱之人，只要知晓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，就可以成为他人的老师。相反，出生在千年为宦之家，如果不读书，那就只好去种田养马了。由此看来，怎能不勉励自己勤奋学习的呢！家中若能经常保持有数百卷书，不论过几代，都不会沦落为低贱的人。
颜之推 (公元531一约591年)字介，琅邪临沂(今属山东)人。南北朝时文学家，初仕梁元帝为散骑侍郎，西魏破江陵，之推以国仇不仕魏，投奔北齐，任黄门侍郎、平原太守，后北齐亡，又投奔北周为御史上士。隋开皇中，被太子召为学士，极为礼遇，不久病逝。他一生奔波，饱经离乱，常因身仕异国为耻。故其诗篇多有伤感怀旧之情。其所著《颜氏家训》一书，共二十篇，阐述立身治家的方法，问世以后，起到深远的影响，被推为我国家训专著的鼻祖。